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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本人写的这部书，争议最大的人物莫过于就是彭文娜这个女人了。
其实在塑造彭文娜这个人物角色时，作为作者，我的心里也是很复杂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力争把她塑造成一位优秀的党员女干部，随着情节的推进，加之在我创作这部书的时候，在新闻中见到连续几名女干部被查处，这也为我塑造这个角色提供了灵感。
当然，彭文娜其人原来也是有原型人物的，只是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我将一个原型人物换成了两个。
使她由正面人物变成了反面人物，使她从优秀的党员女干部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彭文娜这个角色的经历是值得深思的。
我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没有将她塑造的很漂亮，她一出场就已经是四十大几的年龄了。
其实越写越往那个新闻中曝光的某位被查处的女干部相近了。
彭文娜这个角色的塑造，像一块被反复雕琢的石头，每一刀都刻着现实的温度与人性的褶皱中。
最初写她时，她是标杆——是那种在会议室里能拍板定调，面对不公敢当场拍桌子的县纪委书记。
转折的伏笔，藏在我刷到的那些新闻里。
电视屏幕上的女干部们，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囚服，有的在忏悔视频里反复说着“对不起组织”，她们的履历表上也曾写满“优秀”、“先进”，和我最初构想的彭文娜重叠又分离。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
我开始觉得，单一的原型撑不起这种复杂的人生改变——一个人的堕落从来不是突然的崩塌，而是无数个“差不多”、“下不为例”的累积。
于是我才把原型拆成两个，一个带着早年扎根基层的韧劲，一个藏着后来被权力温水煮软的惰性，让彭文娜的骨血里，既有初心未泯的余温，也有欲望滋生的裂痕。
我特意让她出场时就四十大几了，褪去了年轻干部的青涩，也少了影视剧里“美女贪官”的戏剧化滤镜。
她的脸可能带着常年熬夜批文件的憔悴，眼角的细纹里嵌着应付酒局的疲惫，穿的服装永远是几年前的旧款，袖口甚至都磨出了毛边。
这些“不漂亮”的细节，恰恰让她成了最“眼熟”的人。
就像我们生活的小区里那个总在楼下倒垃圾的阿姨，或是单位里那个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擦桌子的大姐。
她的普通让后来的反转更像一记闷拳：原来深渊从不挑长相，也不论年龄，只要信念的堤坝有一丝缝隙，欲望的洪水就能漫过来。
我越写，就越贴近新闻里的模样，其实就是越写越贴近真实的人性。
她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要腐化堕落的，或许第一次只是好奇。
初始的好奇，她安慰自己“只是一次意外”，或许她也只是觉得“满足一下自己原始的欲望”。
这些“小口子”像蚁穴，慢慢蛀空了她曾经坚守的原则，从而使她一步一步堕落成为以“猎奇”男人为荣。
她的众多男人中，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穷富，反正她看上的，都成了她欢愉的对象。
她也是矛盾的，她这么堕落的经历，但是她却很少贪恋别人的钱财。
彭文娜这个角色，像一面被欲望侵蚀却又残存着些许微光的镜子，映照出人性深处难以言说的复杂。
作为作者，我赋予她县纪委书记的身份，这个职位本身就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是监督者，是规则的捍卫者，本该是站在欲望洪流对岸的人。
可我偏要让她从对岸走过来，一步步踏入那片浑浊，这种反差本身就充满了张力。
最初的好奇，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或许是某个深夜，她在整理案件卷宗时，看到嫌疑人供述里那些关于权色交易的细节，指尖划过纸张时，心跳漏了一拍。
她安慰自己“只是一次意外”，就像第一次尝到禁果的亚当夏娃，以为咬一口不会被发现。
可欲望这东西，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个“下一次”。
她以“猎奇”男人为荣，不分职业、年龄、穷富，这种“不挑食”的放纵，反而比那些只盯着权贵的堕落更显荒诞——她像是在进行一场病态的“权力实验”，用身体丈量自己能突破多少底线。
那些“不漂亮”的细节，此刻有了新的注解。
四十大几的年龄，眼角的细纹，磨出毛边的袖口，不再只是“眼熟”的普通，更成了她放纵的掩护。
谁会想到，这个在会议室里板着脸批评下属“生活作风问题”的女书记，转身就能在隐蔽的出租屋里卸下所有伪装？
她的憔悴，或许不全是熬夜批文件的疲惫，还有夜不归宿后的仓惶；
她的旧服装，更像是一件遮羞布，遮住了里面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最耐人寻味的是她“很少贪恋别人的钱财”，这是我有意这样设计的情节。
这一点让她与那些常见的贪腐角色区分开来，也让她的堕落更显独特。
她不要钱，要的是一种更虚无的东西——是掌控感，是打破规则的快感，是用权力换来的、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欢愉。
就像一个玩腻了积木的孩子，突然发现可以推倒别人搭建的城堡，那种破坏带来的刺激，远比拥有积木本身更让她着迷。
这种对“精神满足”的病态追求，让她的堕落路径更显扭曲。
电视屏幕上那些被查处的女干部在留置室里沉默低头，这沉默里藏着多少东西？
是对当初在党旗下宣誓的愧疚？是对那些被她“猎奇”过的男人的复杂情感？还是对自己这荒诞人生的茫然？
或许都有。
总之彭文娜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坏人，没有被金钱腐蚀，却栽在了欲望的泥潭里，这种设定让她的悲剧更具警示意义——坚守原则，不仅要防住金钱的诱惑，还要抵挡住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欲望。
我认为，彭文娜的故事，就像一部没有旁白的纪录片，镜头对准的是一个曾经优秀的党员女干部如何一步步迷失自我。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原则的堤坝，从来不是被洪水一下子冲垮的，而是被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蚁穴，一点点蛀空的。
她从在党旗下宣誓时的热泪盈眶，到在留置室里的沉默低头，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踩着现实里无数相似的脚印。
我认为，这个角色最狠的地方，是她的“可理解性”。
我没把她写成天生的恶人，而是让她带着普通人的弱点：会累，会怕，会在觥筹交错中贪恋被奉承的滋味，会在家人的期盼里动摇“清廉”的底线。
这种“可理解”不是为她开脱，而是撕开一层更痛的真相——有时候，堕落不是因为有多坏，而是因为忘了最初有多好。
彭文娜的争议，或许正源于此。
她让读者在她身上看到警惕：那个曾经在日记本里写“为人民服务”的自己，会不会在某个岔路口，也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而这，大概就是作为作者的我在塑造这个角色时，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不是要批判一个虚构的罪人，而是要叫醒每个可能走偏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