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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啊，我记得李妍以前跟我说过，保送不是高中的事吗？”张磊连忙抓住王茜问起来。
“联赛又不限制年纪，少年班知道吗？”王茜在和我们这样水平的学生讲话时可没有那么多顾忌，口气硬邦邦的，“初中怎么不能参加了？只不过让他们和高中的学生竞争，毕竟短了两年的训练，一般很难考到好名次，即使有保送机会，也不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你不知道而已。”
“那干吗还要参加？”
王茜用看弱智的眼神扫了一眼张磊：
“练手。撞大运。反正没损失。”
王茜讲述的杨允儿和李妍他们，像是运转在另外一条轨道上的星球。我还没追上对数函数的马车，他们已经在自己的逻辑里公转了几个世纪。
王茜说完就抡起书包走了。
我和张磊各怀心事地傻站了一会儿，直到张磊跳起来：“欸？今天不是你们组扫除吗？她凭什么走了！”
“又不是第一次了，”我耸耸肩，“王长海找她谈过话也没用的，她说过，来学校是学习的，多余的事情谁也不能强迫她做。你能怎样？为这种事情找她家长？”
张磊咧咧嘴：“那我帮你吧。谁叫我是班长呢！”
我朝张磊感激地笑笑，也没推辞。
我觉得我和张磊这样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好孩子——只是我们都好在了“不重要”的方面。
杨允儿说过，如果我能一直都考得特别差，迟早能习惯。
可我不想习惯。
在他为了脸皮薄的我朝王福和大喊“老师我听不懂你重讲一遍好吗”的时候，我曾经油然而生一种依赖感，好像那些层层包裹无法拆解的函数符号、斜坡上摩擦力永远为零的小滑块、一会儿溶于水一会儿不溶于水的让人不知道它到底想干吗的化学物质，总有一天都能在他的面前迎刃而解，我也会连带着一起看清楚每本教材背后的玄机。
就像我小时候常常偷跑到家附近的租书屋去租机器猫看（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叫哆啦a梦），并且连带着把藤子不二雄画的叮当猫、宇宙猫都看了个遍，一度坚定地认为自己有一天肯定会养个机器猫，了此余生，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检查一遍自家抽屉是不是连着时光机。
梦想还是实现了一部分的。
我是说，我变成了大雄。
每天流着泪把零分考卷往地里埋的大雄。
我以为我旁边那个人是机器猫，可他今天对我说，指数函数你都弄不明白，对数函数也就算了吧。
谁都只能靠自己。我的机器猫马上要坐上一台名为奥林匹克联赛的时光机，回到22世纪去了。
打我上六中那天起，就被杨允儿这种学生吓坏了，内心不服的告诉自己，老子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他笑我包书皮，抄书上的概念定义，我自然再也不敢用他眼中那种“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学习了。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我买了他们这些聪明学生常用的所有练习册，虽然一本都没有做干净，但也像模像样地抛弃了课本。
不管有没有用，至少那些练习册摊开在桌面上的时候，我看上去和杨允儿是一样的。对自己的笨拙做任何掩饰都是毫无意义的，却又是最重要的。
我把至今仍然崭新的课本翻到指数函数那几节，开始认认真真地依据书上的步骤来推导各种定理。虽然慢了点儿，但至少笔头是顺畅的，那种“什么都不会”的焦灼感渐渐消失了。写着写着，当我不再依赖书上的提示，自己推导出几个定理推论之后，心里升腾起一点点喜悦。
其实我明白，题海战术自有其愉悦之处。真的，好歹我以前也算是半个好学生呢，就算是坐在那里解十分钟耳机线，只要捋顺了都能令人开心，何况是做题，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不是别的能带来的。
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能给我带来满足感的数学题，比较少。
很久之后，我还记得这天晚上，我在台灯下，不带任何自尊心、不逃避地研读数学书。说来奇怪，那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像是深冬夜里，心里下了一场暖雨，却静得没有一丁点儿雨声。
在我笔头顺畅地解题时，多余的精力飘到了另一个方向。
老天爷是公平的吗？我比杨允儿聪明那么多，这辈子是不是注定没有他过得好？转念一想，世界上还有运气这回事儿呢。
这个文学社全国一等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会轰动全中国，甚至连轰动一下这学校的能量都没有。我原先期盼会“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所以报纸也翻得勤快，但可恨的是那些报纸消息闭塞，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予报道。我甚至连广告都看得一字不漏，反而看成专家，哪个地方打三折哪个地方治淋病都一清二楚。然后乞望“散见于诸报端”，然而“诸报端”也没这闲工夫。
失望后，我只盼我原来的小镇皆知就可以了。这次这个文科奖还不知道要闹多厉害呢。但文科显然不及理科的声望大，事隔一周，除了宫胜伟发来祝贺词之外，吹嘘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同凡响，原来的小镇依然静逸，毫无要蒸发的痕迹。
人们对此反应的平淡令我伤心。最后还是王长海略满足了我的虚荣，准备给我一个广播会。我不敢上广播，一怕紧张，二是毕竟自己夸自己也不妥当，不如王长海代说，还可以夸奖得大一些。
王志勇也常向我祝贺，这些贺词显然不是“肺腑”之言而是“胃”之言，都酸得让人倒牙，乃是从胃里泛上来的东西的典型特征，但不管怎么说，王志勇的“盛赞”都算是“肚子里的话”了。
我摆手连说：“没什么没什么的，无所谓。”一派淡泊名利的样子。其实这世上要淡泊名利的人就两种，一种名气小得想要出也出不了，一种名气大得不想出还在出；前者无所谓了，后者无所求了，都“淡泊”掉名利。倘若一个人出名正出得半红不紫，那他是断不会淡泊的。我肯定属于第一种，明眼人一瞥就可以知道，而王志勇这大思想家就没想到。
同时，我急切盼望an知道，而且是通过旁人之口知道。我常急切地问杨允儿an知道否，答案一直是“否”。那封古老的信也杳如黄鹤，至今没有一点回音。自上回信之后，至今没和an说一句话，但值得欣慰的是梁梓君曾科学地解释了这种现象，说“和一个女孩子关系太好了，说的话太多了，反而只能做朋友而不能做女朋友”，难怪中国人信奉“话不能说绝”，这是因为话说得没话说了，就交不到女朋友了。